海报深度丨每日通勤4小时,压力太大火速离职,为孩子继续留守……北京“打工人”的各自心事

 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刘璐 余华尊 北京报道

  近日,北京市公布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详细的流调信息,流调内容引发广泛关注。

  34岁的付某一边工作一边考研,临考前3天还被单位派出差;31岁的王某白天上班,晚上兼职,期间还要去医院陪护妻子;40岁李某网约车平台司机,平均工作时长17小时。

  网友将北京与成都公布的流调信息做对比,戏谑调侃“北京疫情透露着世艰,成都疫情透露着灯红酒绿。”

  据相关数据显示,2019年北京有2153.6万的常住人口,常住外来人口745.6万人,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4.6%。

  与其他城市相比,北京的“打工人”成了辛苦的代名词,除了背负沉重的工作压力,还有诸多生活的心酸,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群体也被称为“北漂”。

 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采访了不同年龄段的3名“北漂”,他们分别是23岁的应届毕业生,35岁的国企员工,和45岁的个体户。

  在京4年、10年、20多年……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?高于小城市的平均薪酬,更大的平台开阔的眼界、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……每个人的答案或不尽相同,但透过他们的“打工”轨迹,你是否能从中看到另一个自己?

  不堪工作重压,应届毕业生入职半月火速离职

  何沐,23岁,来京4年,记者

  只做了半个月的“北京打工人”,大学刚毕业的何沐就选择了离职。

  何沐今年23岁,山东女孩,2020年北京某高校新闻学本科应届毕业生。受疫情影响,她没有在毕业后马上找工作,而是选择一边投简历,一边继续在北京一家知名新闻单位做实习生。

  5个月后,她终于等到了那份让自己憧憬的工作机会。那是一家在业内很有知名度的媒体单位,入职后她可以继续做自己感兴趣的社会新闻。在和单位签合同时,她以为自己离理想又近了一步。

  但和此前实习的节奏不同,何沐“第一天来就感受到了疲惫”。单位需要全能型人才,何沐实习阶段学会的采写能力只是基础,往后找热点、做快讯、剪视频,通通都得会。作为职场新人,何沐得更加努力才能跟上记者老师们的脚步。

  新闻人加班是常态。每一天,何沐是办公室来的最早的那个。但实际上,早上5点、6点、8点,只要摸得到手机,她找选题的步伐就没有停下来过。“我真的挺菜的,找不到选题。找到选题跟不上节奏,写出来也不合格,三番两次地改。”她向记者老师坦言,但老师希望她快速成长起来,因为这不再是实习,而是工作。

  另一边,何沐的父亲来北京了。他的眼睛出了毛病,在老家医院没法确诊。第一次去同仁医院那次,何沐因为上班没能陪在父亲身边。她不知道父亲在医院挂号顺不顺利,就诊情况如何。可当天自己的工作偏又不太顺利。虽然傍晚6点左右已经完成了文字稿后,但为了等视频剪辑完成一同发稿,何沐在自己的座位上干坐着,一直待到晚上10点才离开。

  何沐的弦绷得太紧了。白天,她趁父亲休息的时候出门采访;晚上10点、11点收工回家,父亲已经睡觉了。她带着困意再坚持工作一会儿,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;第二天早上5点多,又起身继续工作……

  入职半个月,何沐离职了。她去了趟门头沟的潭柘寺,“11月7日,天还没有特别的凉,一大早我就出门了。”何沐记得那个秋天,空气中充斥着很重的香火味。两株唐朝栽植的千年银杏前,有很多香客在礼佛。何沐捡起银杏的叶子,把它折成蝴蝶的样子。一边折,一边默默许下自己的心愿。

  两个月过去了,父亲的病情已相对稳定,何沐仍在北京找工作。对她而言,2020年自己的关键词是“成长”。从大学步入社会,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毕业之后,半年时间她就换过三间出租屋。从一个人住1800元/月的青年公寓,到和朋友合租3000元/月的上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。对于现阶段的何沐而言,养活自己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。实习期间,何沐曾接触过不少国内重大的社会新闻,但现在她把工作期望降低了,小范围的社区报道她也能愿意尝试。

  2021年,何沐说,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比较开心的工作。

  每日通勤4小时 早5点半赶公交

  郑微,35岁,来京10年,公司品牌宣传

  “从家到单位30公里,每天通勤时间近4个小时。”

  早上5点30,郑微睁开眼从床上爬起来。冬季这个时间点天还没亮。20分钟洗漱完毕,背着双肩包出门,不出意外应该能赶上第一班公交车。这个时间赶公交的人不是很多,起早贪黑,在北京这个城市是常见的,大家彼此心照不宣。郑微找到位子坐下开始闭目休息。

  每天8点30赶到单位上班,5点30下班,刨去待在家里和单位的时间,郑微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将近4个小时。“早几年喜欢带本书车上看,现在车上补觉成为习惯,没办法,太困了。”

  大学毕业后,2010年郑微选择来北京发展,至今已有10年。在昌平某小区租的房子,距离妻子工作的地方更近一点,但最重要的是房租便宜,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大概3千多元。

  郑微每月工资1万元,妻子在超市做导购员每月有4000元,“刨去在北京的生活费、给老家父母的钱、孩子的教育费用、水电燃气、通勤等费用,每个月能剩下几千元。”疫情期间,郑微和妻子的薪水都打了折扣,家里收入明显减少。郑微有些焦虑,但于事无补,只能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。

  郑微老家在河北定州,地处保定和石家庄中间的位置。“回老家收入会更低。”他了解,回老家工作每月收入也只能在3000元上下浮动,收入不高花销不少,整体算下来,在北京尚能有几万元存款,但在老家几乎没有盈余。对于回老家,郑微并非没有考虑,他希望“京津冀一体化”政策的落地实施能为家乡带来新发展,“现在看回老家的时机并不成熟,我这样的工作,在老家很难找到。”

  郑微的儿子今年8岁,目前在老家给父母照看。“当时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,但经济条件不允许,公办幼儿园一个月2000到3000元,私立的更贵,一个月6000多元。”经济条件让郑微打消了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想法。

  来北京之初,郑微对未来抱有憧憬,“想着要努力一些,在北京买房、买车、落户。”但随着时间推移,郑微发现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奢侈的。“优秀的人太多,轮也轮不上我。”

  买房、买车、落户是奢侈的,更奢侈的还有理想。“年轻的时候也想创业,但现在觉得这个做法太冒险,理想现在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”每个月的固定收入,是郑微维持家庭周转的必要条件,“我必须保证家庭稳定运转,年轻时的锐气早被生活磨平了,就希望生活稳定一些。”

  “活着本来就是件辛苦的事情”,郑微把这句话作为生活的真谛来理解,这也许让他更乐于接受目前生活的现状。

  “痛并快乐着。”留在北京的郑微是矛盾的,“节奏太快,人不能停下来,停下来可能就落伍了。但另一方面因为一直在奔跑中,这让人有希望和力量,哪怕以后留不下来。”

  这个城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总是车水马龙。彻夜长明的街灯,喧嚣的人声,很难让人将其与孤独寂寞相连,但身处于这个喧嚣城市的异乡人似乎从未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。“有时候会很孤独,漂泊感很强烈,这个城市的一切似乎和我都没有关系。”但郑微仍然选择留在这里,除了高于家乡的薪酬待遇,城市的人文素养、基础设施建设、良好的环境,同样是他留下来的原因。

  2021年,郑微还会留在这里,“我要在这干满15年,干满15年才能在北京退休,这是硬性条件。”对郑微而言,拿到北京户口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,但能在北京退休只需要坚持再坚持。“未来谁说得准呢,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”郑微很迷茫,感觉像人在水中,看不清脚下的路,却不得不被水流乌泱地推着向前。

  为孩子留北京 开店一年疫情期间倒闭

  孙晶燕,45岁,来京20多年,凉皮卖家

  “其实我对北京没什么好感,要不是为了孩子,我真的很想回老家。”

  孙晶燕今年45岁,20多年前到了北京,做过销售,卖过凉皮。经人介绍,30多岁认识了一个山东烟台的老乡。老乡比她大6岁,IT行业,收入稳定,在通州有房。

  孙晶燕说,当时这样条件的男人对她来说已经很好,所以两人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。但是婚后,她发现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话题,生活在一起并不快乐。如今两人分开生活已经七八年,孩子由她自己带。最初因为老公有北京户口,孩子出生后落户到了北京,现在孩子成为孙晶燕想要离开北京最难割舍的。

  2020年,孙晶燕的关键词是“困难”。受疫情影响,她在市场经营了一年有余的凉皮店于11月底关门了。她没有仔细算过这一年的流水,“但肯定是赔钱了”。这家由孙晶燕一人经营的五谷凉皮店,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孙晶燕感叹,吃凉皮的时候只觉得好吃,哪知道真正做起来这么麻烦。她强调,自己卖的凉皮真材实料,五颜六色用的都是纯天然食材,如假包换;凉皮和蘸料必须当天现做,她每天早上4点就得起床去市场购买配料。市场傍晚7点关门,收拾回家之后,还得准备第二天的辅料。

  孙晶燕说,她也不是没请人帮过忙。但她很快意识到,三四千元的工资一付,自己一个月就真的挣不到多少钱了。

  做生意每天都很忙,没时间管孩子。今年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,成绩一落千丈,孙晶燕后悔给儿子报英语班的时间太晚。反倒是儿子的厨艺见长,经由自己简单点拨一下,就能上手,有时还能给自己带饭。

  把凉皮店转让他人之后,孙晶燕总算有了自己的时间。眼下,她手里还有一份帮超市送货的活儿,靠这个挣点零花。她说,现在自己就等着儿子放假,回老家过年。婆婆身体不好,听说最近又摔了一跤。虽说自己和老公的关系一直不好,但总归是夫妻,过年还是得回去照应照应。至于年后什么时候返京,找什么工作,她暂时没有想好。

  孙晶燕叹了口气。她说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,2021年她希望能找到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。“你们年轻女孩儿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吧?”她补充说道,自己年轻时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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